在以文为业、以砚为田的读书生涯中，书房既是中国古代文人追求仕途的起点，更是他们寻找自我的归途。当厌倦了政治的黑暗与社会的争斗，躲进小楼，“偏安”一隅，吟诗作画，闭门读书；或是二三好友相聚，奇文共赏，疑义与析……因此书房成为古代文人不可或缺的消遣和休憩的处所。读书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广博见闻，经世致用。日久成癖，读书就变成了习惯性的交流，甚至三日不读书，便自觉语言无味、面目可憎。有书就有了书房，虽然书随处皆可读，但读书人谁不希望有自己的藏书，谁不希望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，用以读书、习文、会友呢？书房不必太大，有几架书，一桌、一椅、一盏灯，就有了规模，就有了于日常中沉思静悟、安顿心灵的所在。清代著名学者李漁在《闲情偶寄》一书中专门谈到书房的装饰，有很多精妙的设计，但崇尚的是“宜简不宜繁”，力求“高雅绝俗之趣”。自古及今，书房并无一定之规。富者可专门筑楼，贫者或室仅一席；有的雕梁画栋，有的则环堵萧然。书房或筑于水滨，或造于山间；或藏诸市井，或隐于郊野。不可居无竹，多数书房皆在室外植以南山之竹。“芸窗”、“芸馆”、“萤窗”、“雪窗”是书房的别名。“芸窗”和“芸馆”缘于古人藏书用以驱虫的香料——芸。“萤窗”、“雪窗”典出车胤囊萤、孙康映雪的求学励志故事。别名虽然别致，也只是在诗文中偶用，因为书房（书斋）的“书”是最雅致大方的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。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可以调素琴，阅金经，无丝竹之乱耳，无案牍之劳形。唐代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，是主人志趣的写照，是古来描写书房的名作。明代归有光，在青少年时代曾厮守于一间极为窄小的书斋，名曰项脊轩。“室仅方丈，可容一人居”，作者却“借书满架，偃仰啸歌；冥然兀坐，万籁有声”。古代文人常为自己的书斋起斋号。书斋之名从发端到流行，有一个发展的过程。司马迁虽有宏文巨著《史记》传世，但未闻其斋号。《陋室铭》是一篇斋记，但“陋室”不能视为书斋名。正式命名书斋，似起源于北宋。史传司马光有斋名“读书堂”，虽质朴但过于平白。以后有洪迈的“容斋”、陆游的“老学庵”。元代，为书斋命名的做法已经影响到西域一带的少数民族人士。这在陈垣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中有大量记载。至明清斋名盛行，文人学士差不多都有自己的书斋雅名。袁宗道的“白苏斋”、唐伯虎的“梦墨堂”、张溥的“七录斋”、袁枚的“小仓山房”、蒲松龄的“聊斋”、梁启超的“饮冰室”，皆是意蕴深远。“饮冰室”，语出《庄子·人间世》：“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，我其内热与”，形容内心忧虑焦灼，室主以此表达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。斋号寄托着主人的志与情，书房是文人的灵魂之城。古人好古，读先贤书，重历史经验，发思古幽情，追求会古通今的乐趣。书籍和器物，越古越有意思。书画真迹、碑帖原拓、古籍善本自然是书房的珍品，那些文房用具也最好有些古意。明清文人珍藏宋元版书，用旧窑或古铜的器物，成了一种雅趣。这在那时的论著或文学作品中多有反映。接近自然、远离尘嚣是书房的另一种韵致。明代李晔所说的《紫桃轩杂缀》的理想书斋环境是：“在溪山纡曲处择书屋，结构只三间，上加层楼，以观云物。四旁修竹百竿，以招清风；南面长松一株，可挂明月。老梅寒蹇，低枝入窗，芳草缛苔，周于砌下。东屋置道、释二家之书，西房置儒家典籍。中横几榻之外，杂置法书名绘。朝夕白饭、鱼羹、名酒、精茗。一健丁守关，拒绝俗客往来。”筑室于山间水涯并不现实，但可以造出山房的趣味。明代高濂在《遵生八笺》中这样描述书斋环境：“窗外四壁，薜萝满墙，中列松桧盆景，或建兰一二，绕砌种以翠芸草令遍，茂则青葱郁然。旁置洗砚池一，更设盆池，近窗处，蓄金鲫五七头，以观天机活泼。”古人书房中少不了香炉，香篆缭绕，像回荡的琴声，将人引入高山流水的冥想，将人带入旷远澄澈的境界。据载有好事者在山中囊云而归，在书斋中放出。不知效果如何，其行为真是憨得可爱。烟云是书房的清韵，本不可强求的。古书名画、四时花草、茶酒谈笑，都会散出烟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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